据相关资料，中国稀土储量达4400万吨，在全球储量中占比37%左右。据估计，近几年中国稀土产量占据全球产量均超过80%。2016年中国稀土矿石产量为10.5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88.91%。由于2016年美国Mountain Pass稀土矿山停产，除中国外的稀土矿产量仅为1.31万吨。

近几年稀土价格却因为严重的供大于求而持续低迷。虽然2017年有比较大幅度的拉升，但年末几个月又跌回去了。根据生意社的稀土价格指数，2018年1月4日稀土指数为333点，较周期内最高点1000点(2011年12月 6日)下降了66.70%，较2015年9月13日最低点271点上涨了22.88%。(注：周期指2011年12月1日至今)。

国内和国际上有许多学者对低碳能源发展的关键金属的潜在约束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地提出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关键金属，而低碳能源发展对关键金属的依赖将导致某些关键材料面临短缺约束。关键金属的中期产能不足和长期资源短缺均可能存在。此外，金属材料生产的能源消耗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低碳能源技术的减排效果，而中国通过关键金属材料的出口为全球碳减排做出了很大贡献。

稀土是不可再生战略资源，稀土开采对矿山生态环境有严重影响。如果中国没有将环境和资源成本纳入稀土成本，大量低价稀土出口等同于变相地用国内的资源和环境损耗对国外进行补贴。2016年中国的稀土出口量为4.7万吨，其中主要来源于内蒙古、四川、江苏等省份，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日本和荷兰、德国等欧盟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和经济低碳清洁发展，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会是新能源制造大国，需要从长远战略上思考稀土开采问题。中国经济已经不需要通过卖资源来支持发展，所以需要避免目前在低价的时候卖多了，将来需要用高价再买回来。十九大提出必须“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中国雄心勃勃的新能源发展计划将来会不会受到稀土金属量和价的限制?

2012年以前，中国稀土的采矿权证曾经达到113张，除了正规的矿山外，各地的盗采“黑稀土”现象也触目惊心，不仅造成了资源损失，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2015年六大稀土集团整合了全国稀土矿山和冶炼分离企业。到了2016年，产业集中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六大集团主导稀土生产的格局已经基本成形。“十二五”期间稀土的冶炼分离产能已经从40万吨压缩到30万吨，再加上“黑稀土”，相比目前大概10.5万吨的需求，产能严重过剩。

一方面，虽然稀土行业的集中和规范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稀土产能已经由六大集团整合。但是，其下属许多生产企业还是独立的决策单元，在价格低迷的市场环境下，稀土企业财务压力很大，竞争激烈，因此稀土产量难以控制。财务压力使得企业越便宜越需要挖，其生产决策难以真正考虑资源的环境成本和资源稀缺的长期战略价值，使得稀土价格严重背离资源价值。

另一方面，尽管年年打“黑”，年年“黑”，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违法开采“黑稀土”的现象仍然严重，由于其环境资源成本低，因此开采成本很低。如果没有真正从政策上设计消灭“黑稀土”，将难以扭转全球稀土供应过剩和价格低迷。以氧化镨钕为例，现在六大集团加起来占不到市场的50%。

中国稀土产量和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很大，应该是一个可以有价格“话语权”的行业。过去控制产量采取简单的实行出口关税和配额管理，如此政策容易授人以柄，201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裁定中国稀土配额制违反WTO相关规定就是一个教训。欧佩克成员国出口的石油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60%左右，其14个成员国代表不同的国家利益都可以联合限产维持油价，为什么中国六家稀土企业却无法联合维持价格?

十九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意味着今后的资源和环境保护门槛需要大幅度提升，要求稀土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环境门槛和环境成本来鼓励提高企业集中度，而更高的企业集中度对保护资源和环境更有好处，政府对大型企业的监管也更为容易。大型企业也更有实力采用新生产技术，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环境保护。大型企业还比较有能力对上下游进行整合提升产业链价值。

目前市场产能宽松和价格低迷为稀土行业进一步整合提供了机遇。此时稀土企业的价值比较低，更容易通过市场化手段对行业进行整合，而且整合的成本也较低。政府还可以通过进一步提升稀土开采和利用环节的环保标准，通过资源税和环境税来“内部化”开采环境成本，提升开采准入门槛，以此促进行业进一步整合。需要深化资源税和环境税改革，使相关税收可以更好地反映开采的环境外部性和资源的稀缺性。

进一步提升稀土集中度需要打破地方利益固化的藩篱，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这需要从规划上统一布局，以及必要的政府行政干预。政府可以加大财税和融资支持力度，并采用多样化的形式进行整合。可以通过政策性贷款、融资支持等手段，为企业提供并购的资金。此外，还可以通过稀土业务剥离整合的方式，将现有企业的稀土进行业务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