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国内再生铜回收量增长迅猛，从2001年的25.7万吨增长至2016年的95.5万吨。

世界再生铜的产生量与经济情况、人口密度存在较显着的相关性，当经济景气、人口密度较大时，汽车、电器、房地产等的消费及更新换代加快，再生铜产生量增多;反之则再生铜产生量少。欧洲、亚洲及北美地区是全球再生铜主要产生地，但近几年随着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家电等涉铜产品的报废周期不断缩短，再生铜生产量逐渐增加，因此亚太地区再生铜产生量占全球再生铜量的比例逐渐升高，北美及欧洲等地占比逐渐降低。

2016年，全球再生铜生产总量841万吨，较2015年860万吨小幅下降，铜价在2016年整体低迷下，再生铜产出有所下降，降幅主要来自亚洲。2016年全球再生铜主要产出地依旧为欧洲和亚洲，占比分别为28.5%和55.9%。2016年全球再生铜间接利用量和直接利用量分别为385万吨和456万吨，中国2016年再生铜利用总量为285万吨，其中，间接利用量和直接利用量分别为215万吨和70万吨，全球占比分别为55.8%和15.4%。

中国对再生铜的利用分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直接利用多以紫杂铜和合金再生铜为原料生产铜杆、铜棒和铜板带等，间接利用主要以紫杂铜为原料生产阳极铜，再通过电解产出阴极铜。2001~2008年，中国再生铜的直接利用量持续增长，主要受直接利用再生铜的大户铜棒和铜线杆产量增长的驱动，再生铜的直接利用量也得到快速提升。

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铜价急跌引发再生铜进口大量毁约，进口量急剧减少。2016年，中国共进口废铜334.81万吨，较2015年365.85万吨减少8.48%。同时，铜价急跌也导致部分加工企业减产甚至停产，同时再生铜与精铜之间的价差也大幅收窄，从而减少了再生铜的直接利用量。此后虽然进口逐步复苏，但随着部分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和升级，由于工艺对原料的要求比较高，基本采用精铜为原料，减少了再生铜的用量，同时铜冶炼产能的持续大幅扩张，使得冶炼企业加大了废杂铜的采购力度，直接利用量逐渐缩减，到2016年再生铜直接利用量减少至四分之一左右。我国铜冶炼企业废杂铜利用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其后也是逐年缩减，目前约占全国精铜产量的五分之一左右。

近十多年来，国内再生铜回收量增长迅猛，从2001年的25.7万吨增长至2016年的95.5万吨。其中电力行业是再生铜回收最主要的来源，几乎占到总量的50%，特别是自2009年以后，国家加大力度对电网进行升级改造，大大增加了这部分铜的回收。以中国铜的综合平均使用寿命20年左右测算，2019年以后国内自产再生铜量有望增速加快，能有效弥补进口量下滑带来的影响。

目前在国内，再生铜回收行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多数再生铜回收企业主要分布在广东珠三角、浙江宁波台州以及天津保定等三个区域内，大都以人工拆解回收为主，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低。相比电铜、铜杆等产品，由于再生铜产品固有的特性，其产贸融结合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尤其是其金融属性，远不及标准化的电铜、铜杆产品。此外，随着2009年国家取消对回收企业废旧物资免征增值税的政策，同时由于2012年初铜价一路下行，使得各地的拆解回收企业经营步履维艰，大量企业关门歇业，市场供应显着减少，存余企业则是苦苦支撑等待市场转变。2016年底，受铜价触底反弹的利好因素影响，七类废料进口量有所增长。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1~7月，全国累计进口废铜213.9万吨，同比增加16.27%。今年7月，市场传言七类废料将于2018年年底完全禁止进口，而这一消息已被多方渠道证实，再生铜回收企业面临政策性转型的巨大压力。

随着国内回收交易市场的不断规范和发展，电力、建筑、交通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更新，国内再生铜回收、利用量逐渐增加，产贸融结合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再生铜利用率远低于发达国家。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再生铜资源不断增多，我国再生铜资源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区域性集散市场初步形成，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我国再生铜利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显着差距。在发达国家，再生资源包含范围极广，甚至连尾矿都属于再生资源，而我国再生资源行业只包括再生铜、废铁、废纸、废塑料等;七类废旧物资回收方面，中国仅为美国的1/4，回收总值也仅相当于美国的1/16。

二是行业缺乏专业、规范的回收体系。

目前，在国内再生铜回收行业中，组织无序、管理失范、环保不达标的小回收主体，在行业中占据较大比重，特别是近几年在铜价低迷、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因素的挤压下，再生铜回收行业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从业人员大幅退出，更是加剧了这种不规范性。

三是行业回收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包括再生铜行业在内的再生资源行业普遍存在诸多技术瓶颈，大量的拆解回收仍以人工为主，回收环节分拣粗放，缺乏精细化分拣技术，加工利用环节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低，尤其缺乏处理规模大、经济效益好且具有带动效应的重大技术和装备。

四是成本激增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增值税难以抵扣，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普遍存在税收负担偏重的问题，加之人工、土地、用电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同时由于当前环境下，电解铜和再生铜的差价空间的缩小，诸多铜生产企业纷纷通过进口铜精矿来代替再生铜，再生铜需求减少，进一步挤压了行业的利润空间，导致行业规模发展受到制约，再生铜供应也时常出现紧张。

五是在信用风险频发背景下产贸融结合模式备受质疑。

2013年起至今，在国家去杠杆的金融环境大背景下，大宗商品领域先后发生了2013年3月上海钢贸、2014年3月超日债、2014年6月青岛港铜融资骗贷等数起标志性的信用违约事件。银行为控制风险，紧缩信贷，控制资金流出，加之相关企业的不规范运作，铜行业尤其是铜杆产品下游企业受到严重冲击，大量企业出现严重资金短缺，部分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导致信用违约频发。受此传导影响，包括再生铜在内的整个铜行业信用风险均是陡然增加，曾经备受推崇的产贸融结合模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很多人认为正是产贸融模式给企业造成了“灭顶之灾”。

六是利用产贸融结合模式对冲风险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再生铜企业在运用产贸融结合发展模式助推发展、对冲风险方面，始终比较保守落后，主要表现在国内再生铜生产商、贸易商很少使用期货工具虚实结合对冲现货风险;很少与下游冶炼厂签订长单，基本都是随行就市现货交易;铜价上涨过程中出货意愿强烈、铜价下跌过程中惜售现象普遍等等。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缺乏套期保值、长单销售等产贸融结合的风险对冲手段，再生铜产业链企业风险管控能力和手段严重不足，违约事件大幅增加。

总结

关于再生铜产业产贸融结合发展的思考

◆ 审慎客观看待产贸融结合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应审慎客观地看待产贸融结合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快推动再生铜产业稳定健康发展。在信用风险频发的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产贸融结合模式备受质疑，很多观点认为产贸融模式正是企业出现问题的“罪魁祸首”，必须停止运作，甚至出现了“谁运作追责谁”的怪象，可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要客观、辩证、一分为二地分析，查找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并坚持问题导向，完善企业自身制度、规范运作才是正确的选择。推进产贸融深度融合，加快再生铜产业战略发展，一是要在“稳”与“活”上做文章。产贸融结合要坚持“稳中求进、紧中求活、提质控险、协同发展”的主基调。一手抓稳，稳是前提，进是目的，保持业绩增长稳定和企业团队稳定。二手求活，要提高企业决策的效率，提升经营策略的灵活性，盘活存量、持续创新、激发活力，不断提升业务经营能力和效率，稳健高效推进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产贸融结合发展与三者之间内在的关系。产贸融结合发展是实体经济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内在的需要，是必然的结果。它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优势互补，是实现“以产带贸、以贸促产、产融结合”，开辟企业价值增长点的重要手段。

其中，生产是价值创造过程，是贸易金融的基础;贸易是商品的交换过程，是价值变现的渠道;金融是跨时空价值的交换过程，是价值流通的载体。产融结合，纵向可以进行产业链延伸及资源整合，横向可以进行战略并购提升行业集中度和话语权。贸融结合是实现虚实结合经营，实现盈利模式多样化的重要手段。产业链可以嫁接金融、贸融之间也可以互相渗透，但三者相互之间一定不能错位、不能混淆，必须要有边界，这是产贸融发展的底线，也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回顾以往，行业内众多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之前运用产贸融结合模式顺风顺水，但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却纷纷出现信用风险和逾期账款问题，不是产贸融模式本身有问题，而是企业滥用了产贸融结合模式，在三者相互渗透时越过了边界，贸易过度金融化或金融过度杠杆化，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下一步要推动再生铜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必须要正确认识产、贸、融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发挥产贸融协同效应时确保不越位、不触线。

◆ 要充分利用产贸融结合，加快再生铜产业海外布局。

随着我国对环保要求的日益提升，对进口固体废弃物监管日益严厉是大势所趋。今年7月，国家对七类含铜废料的禁止进口，实际上就是海关等部门加强对这类物资进口监管的例证。同时，由于从2011年矿企资本支出达到高峰，经过五年建设期，到2016年矿山达到投产高峰，目前全球铜精矿主要新增产能已基本得到了释放，未来一段时期全球铜精矿供应增速将逐步趋稳。

2018年起，世界铜精矿的供需关系或将发生显着改变，铜精矿逐步趋于短缺，并且未来的缺口将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铜企业要迅速果断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自身或国内优势企业的国际贸易渠道以及国内产业、金融资本的大力支持，深化产贸融渗透与协同，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国外再生铜资源的开发和国际化经营，在再生铜资源富余、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和地区建厂或园区，或者收购再生铜生产商和中间贸易商，建立全球再生铜贸易网络，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为优化中国铜企原料结构、保障增加原料供应、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提供坚强后盾。

◆ 重视深化产贸融结合，推动再生铜冶炼做大做强。

再生铜资源是一种载能性资源，已经载有原生资源，主要包括加工过程中的能耗、物耗、设备工具消耗以及人力消耗等。使用再生铜资源，就是利用废旧产品附加价值，可以产生良好的节能减排效果。因此，再生铜产业具有天然的绿色竞争力。实验数据表明，与利用原生矿产资源相比，每吨再生资源综合节能为1.1吨/标准煤，减少废水排放48.25吨，减少固体废物排放5.37吨，减少排放0.0234吨。每回收利用1吨再生铜，可获得铜料0.9吨，可节省铜矿石8吨。因此，可通过深化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发挥实业的基础支撑、贸易的渠道触角、金融的价值载体作用，挖掘市场机会，集聚优势资源，高效发挥产贸融之间的协同效应，加大兼并重组力度，大力推动再生铜冶炼做大做强，努力实现再生铜产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在当前环境下，尤其要鼓励贴近市场和大型冶炼优势企业，加强与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创新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和产业集群作用，建立再生铜回收、利用、应用“生态圈”，努力实现回收、利用和应用的本地化。在这一方面，当前江西省鹰潭市已经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也具备很好的条件，未来发展潜力十分值得期待。

◆ 要用底线思维谋主动，确保产业经营安全稳定。

推动再生铜产业产贸融健康持续发展，合法合规是前提，再生铜企业除了要准确把握产、贸、融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之外，还必须正确处理好风险控制与创新业务模式、风险控制与创造效益之间的关系，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对业务运作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可能性进行预判，明确可以把控的空间或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科学设立最低目标，掌握发展主动权，争取最好的结果。要运用好底线思维，一是要正确处理好产融贸模式变革和加强监管的关系，着力在“改”和“管”上做文章。企业在革新产贸融业务模式的同时，坚决落实监管责任，以“强监管、治乱象、防风险、追责任”为导向，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内部管理和业务管理。二是正确处理产贸融风险防范与风险化解的关系，着力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坚持风险是硬约束、是第一责任，倡导树立“赔不起意识，建立化解风险就是创造利润”的风险管理文化，严控增量风险，消灭存量风险，点面结合，防化结合。三是正确处理好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关系，着力在“严”与“实”上做文章。要以监管保稳定，在稳定中增强市场信心，促进企业发展;以监管求创新，在创新中提高竞争力和发展活力;以监管倡服务，在服务中提高监管水平;以监管保发展，在发展中化解风险，解决问题，缓解矛盾;以监管谋安全，在安全中确保长治久安。

希望政府层面加大对再生铜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再生铜具有双重属性，如果处置得当，就变成可利用的二次资源;如果处置不当，将会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同时，由于我国是贫铜国家，超过70%以上的原料依赖于进口，而大力支持国内再生铜产业发展，可以有限缓解国内铜资源的不足。因此，国家政府层面应进一步强化对再生铜产业的政策支持，针对再生铜产业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从废铜进口限制、铜企业“走出去”、增值税抵扣(减免)、回收站点建设纳入城市土地建设规划、规范产品标准体系、技术创新和装备引进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提高再生铜利用率，加快再生铜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绿色竞争力。